根據《國語》（中國第一部國別史書，記錄了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，約前947年，下至智伯被滅，前453年，的歷史）的記載，管仲在和齊桓公的一次對話中，比較詳細地介紹了“管仲改革”的主要措施。
齊桓公問管仲：“過去齊襄公荒淫無道，國政不修，如今齊國綱紀廢弛，百業待興，請問先生，寡人該怎麼處理？”
管仲回答：“過去的賢王因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而成就美名。他們選賢任能、制定法令，同時用賞賜善行來引導民眾，用懲罰罪惡來糾正偏差，以此為百姓樹立榜樣、立下規矩、使他們使長幼有序，姓維繫起來成為一體。”
桓公問道：“那具體該怎樣去做呢？”
桓公問：“那該怎樣使百姓各就其業呢？”
管仲回答說：“士、農、工、商，不要讓他們混雜居住。混雜居住會使他們相互干擾，工作不安心。”
桓公問：“怎樣來安排士、農、工、商的住地呢？”
管仲回答說：
“過去聖王把士人的住處安排在清靜的地方。把工匠的住處安排在官府；把商人的住處安排在市場；把農民的住處安排在田野。
讓那些士人聚集在一起居住，空閒時父輩之間談論禮義，子侄輩之間談論孝道，侍奉國君的人談論克盡職守，年幼的則談論兄弟和睦。從小就受到薰陶，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，不再見異思遷。所以父兄的教誨不用督促就能實行，子弟的學習無須費力就能掌握。這樣，士人的後代就一直是士人。
讓那些工匠聚集在一起居住，瞭解不同季節的產品需要，辨別品質的優劣，衡量器材的用處，選用合適的材料。從早到晚做這些事，使產品適用于四方，用這些來教誨子弟，互相談論工作，互相交流技藝，互相展示成果。從小就受到薰陶，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，不再見異思遷。所以父兄的教誨不用督促就能實行，子弟的學習無須費力就能掌握。這樣，工匠的後代就一直是工匠。
讓那些農民聚集在一起居住，瞭解不同季節的農事，根據不同的農事準備耒、耜、耞、鐮等農具，到了冬天，要除去枯草，整修田地，以等待春耕；到了耕種季節，要深翻土壤，抓緊耙土復種，以等待春雨；春雨過後，就帶著鋤頭等農具從早到晚在田裡勞作。勞動時脫去上衣，頭戴草帽，身穿蓑衣，全身沾滿泥土，太陽曝曬皮膚，使出全部的力氣在田裡幹活。從小就受到薰陶，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，不再見異思遷。所以父兄的教誨不用督促就能實行，子弟的學習無須費力就能掌握。這樣，農民的後代就一直是農民。他們居住在郊野而不沾染不良習氣，其中能入仕做官的優秀者，一定足以信賴。有關官員見到這樣的人才不予推薦，要受到五刑的處罰。他們必須推薦賢才，才可謂之稱職。”
桓公問：“怎樣來確定百姓的住地呢？”
管仲答道：“把全國分為二十一個鄉。”
桓公說：“好啊。”
管仲於是把全國劃分為二十一個鄉：工匠和商人的鄉有六個，士人和農民的鄉有十五個，由國君掌管五個鄉，國子掌管五個鄉，高子掌管五個鄉。分國事為三，各種官職也各設置三名：設三卿主管群臣，設三族主管工匠，設三鄉主管商人，設三虞主管川澤，設三衡主管山林。
以上就是管仲的治民思想，後世將其總結為“四民分業論”或“四民分業分居論”。
乍一看，管仲的“四民分業論”是相當保守的，因為它把百姓的職業、社會關係、社會地位都固化了，這種僵化的治民方法除了有利於國家控制以外，似乎沒什麼好處。
不過，如果結合春秋的具體情況分析，就可以看出管仲的“四民分業論”在當時是很先進的。
第一，“四民分業論”不是管仲的首創，它是中國古代職業分工世襲制度的發展，而職業分工世襲制度在技術落後，人們文化水準不高，教育手段簡陋，缺乏書籍等文化載體的古代，是傳承、發展技藝的最有效的方法；
第二，管仲在職業分工世襲制度的基礎上加上了同行業者聚居的內容，這符合“行業聚集效應”的經濟規律；
第三，管仲提出“四民分業論”，體現了管仲重視工商業，重視行業分工、重視發展生產技術、技能、知識的傳授的思想。這時後世儒家政治家很少注意到的；
第四，管仲提出“四民分業論”有助於國家對各行業的管理，提高行政管理的專業化和技術化。
管仲提出“四民分業論”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，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都加以採用，管仲提出的“士、農、工、商”一詞一直沿用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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